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取得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明“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

我们党须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坚守这个魂和根。魂在，主体屹立不倒；根固，大树枝繁叶茂。坚持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

“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然而，近代以降，国人对这条必由之路的探索可谓坎坷曲折、举步维艰。自鸦片战争起，进步人士开眼看世界，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由科技、器械到制度、理论，我们孜孜以求，但始终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与此同时，国势衰颓自然影响国人对自身文明的认知，于是长期以来，一种“看不上”本国文化的心态在潜滋暗长。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有着极为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化古为今、点石成金，能够出神入化运用中国历史典故阐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特别重视对自身文明的传承、研究、发掘与发展。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囿于主客观诸因素，当下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尚有一定距离，时常有“看不清”的情况。倘若这种情形得不到有效扭转，数十年后，中国人有可能出现对本国文化“看不懂”的窘境乃至险境。长此以往，中国就有可能陷入文化被动局面之中，文化主体性就难以真正树立。因此，我们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持续推动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实在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这就需要用我们的指导思想与本国的文化根脉进行高层次的深度结合。如何让五千多年绵延不绝、深厚博大的中华文明在新的时代与时俱进、重现荣光，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局势中愈发成为“中国的”，赋予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如何赓续传承文脉这一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了行之有效的答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创”不仅适用于具体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而且适用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议题，升格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路径。

也正是在不断走向深入的理论探索中，“两创”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果与广阔的拓展空间。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与运用，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从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来看，一部党史就是持续不断地解放思想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深入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这为马克思主义实质性地介入中国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条件和思想氛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运动，在学理和行动上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促成了这种结合更加深化和自觉，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尤其是问世于这一时期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论著，深刻地揭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意义，也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成功尝试。上世纪70年代末，党内所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成了全国范围内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历史准备，从而使改革开放提上日程并诉诸实践。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重大成就，都与思想大解放密不可分。

就理论与制度创新而言，要想真正实现大的理论突破与制度构建，必须开启深层次的解放思想。基于此，我们应当从较为广泛和长远的视野来理解“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要求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时，要时刻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反思以往那些习以为常但已落后于时代和实践要求的观念、做法、路径，不被成见所局限束缚，不因陈规而裹足不前，以敏锐的理论意识、勇毅的开拓精神打开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以中国为中心，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在“第二个结合”中实现党的理论、制度等各方面的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实践探寻中日益丰富，在理论创新中持续深化。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至更为宏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第二个结合”的作用必将更加突出。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编辑 | 陈陈

来源：中国文化报